乾隆时期的校勘学界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当毕沅主持《吕氏春秋新校正》的宏大工程时，真正默默奠定基础的却是另一位大师——卢文弨。多条史料证明，卢文弨＂总会其事＂，付出最多心血，却在成书后连一声感谢都未得到。毕沅甚至刻意将＂卢案＂改为＂卢云＂，试图抹杀对方功绩。然而，疏忽之下，几处原始标记依然留存，成为历史的见证。这位精于校勘的大师面对如此待遇，选择了沉默，展现出罕见的胸怀与风范。

校勘学大师的风采

卢文弨，这位生于1717年、卒于1795年的浙江杭州人，在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界是一颗璀璨的明星。他字召弓，号抱经，一生致力于古籍整理和校勘工作。当时的学者们都尊他为校勘学的大师，他创立的＂抱经堂＂成为校勘学的重要流派。

卢文弨并非官场中人，他专注于学术研究，尤其在古籍校勘方面投入了大量心血。在那个没有电脑、没有数据库的年代，校勘古籍是一项极其繁琐的工作。卢文弨需要查阅各种版本，比对字句差异，考证内容真伪，纠正前人讹误。他的校勘不仅仅是改正错字那么简单，而是通过文字训诂、版本对比、历史考证等多种方法，恢复古籍原貌。

卢文弨一生编刻的《抱经堂丛书》，收录了大量经过他精心校勘的古籍，因校勘精当而备受学界推崇。他还著有《群书拾补》《仪礼注疏详校》《经典释文考证》和《抱经堂文集》等重要著作。这些著作不仅展示了他深厚的学识，也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。

当时许多著名学者都对卢文弨的校勘成就给予高度评价。翁方纲在《翰林院侍读学士抱经先生卢公墓志铭》中说：＂校雠经籍之功，近世儒林之所少也。＂这句话直指卢文弨在校勘学上的独特贡献，认为这是当时学界中少有人能做到的。

另一位学者孙诒让在《札迻自序》中列举了一批在校勘方面成绩卓著的学者，他将卢文弨紧随王念孙父子之后提及，表明卢文弨在校勘学界的地位相当高。孙诒让写道：＂近代巨儒修学好古，校刊旧籍率有记述，而王怀祖观察及子伯申尚书、卢绍弓学士、孙渊如观察、顾涧薲文学、洪筠轩州倅、严铁桥文学、顾尚之明经，及年丈俞荫甫编修，所论箸尤众，风尚大昌，覃及异域。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评价卢文弨的《群书拾补》为＂校释诸子（或其他书籍）之书，荟萃成编最有价值者＂之一。这样的评价，从一位学贯中西、目光如炬的大学者口中说出，足见卢文弨的校勘成就确实非同一般。

卢文弨的校勘工作涉及面很广，从儒家经典到诸子百家，都有他的心血。在《吕氏春秋》的校勘中，他付出了特别多的心力，这部书在他手中得到了新生。《吕氏春秋》成书于战国末期，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传抄和刊刻，文字讹误不少。卢文弨通过精心校勘，纠正了许多错误，使这部先秦重要著作得以更加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隐瞒真相的校勘史

卢文弨在《吕氏春秋》校勘中所做的贡献，本应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。但现实却是，他的功劳几乎被完全掩盖了。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学术史，要从毕沅的《吕氏春秋新校正》说起。

毕沅（1730-1797），是乾隆时期的一位重要官员和学者，曾任河南巡抚等职。他组织了一项大规模的《吕氏春秋》校勘工作，邀请了当时众多著名的校勘学家参与，包括卢文弨、谢墉、钱大昕、孙志祖、段玉裁、赵曦明、钱塘、孙星衍、洪亮吉、梁玉绳、梁履绳、臧镛堂等人。这项工作最终在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年）完成，成果就是《吕氏春秋新校正》。

表面上看，这是一项集体工作，但真相却是，卢文弨在这项工作中扮演了核心角色，他实际上＂总会其事＂。这一点有确凿的史料为证。

梁玉绳在《吕子校补序》中明确指出：＂今年春，毕秋帆尚书校刻《吕氏春秋》，余厕检雠之末，而会其事者抱经卢先生也。＂梁玉绳（1745-1819）是亲身参与了毕沅《吕氏春秋新校正》校勘工作的人，他的这段话真实可靠，清楚地表明卢文弨是这项工作的实际负责人。

另一位参与者钱大昕（1728-1804）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到卢文弨在校勘《吕氏春秋》中的核心角色。在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二十七的《跋吕氏春秋》中，钱大昕写道：＂余姚卢学士召弓方校刊是书，因书以诒之。＂在另一篇跋文中，他又说：＂予修鄞志，已辩其失，并书以诒卢学士云。＂这些记载表明，钱大昕将自己发现的校勘问题直接投递给正在校刊《吕氏春秋》的卢文弨，而不是毕沅，这足以证明卢文弨在这项工作中的主导地位。

更有力的证据来自汪中的《吕氏春秋序》。汪中（1744-1794）是毕沅的追随者，他应毕沅之请为《吕氏春秋新校正》撰写了一篇序言。但这篇序言最终未被采用，因为里面透露了太多真相。汪中在序中写道：＂《吕氏春秋》，世无善本，余向所藏，皆明时刻，循览既久，辄有所是正。于时嘉善谢侍郎、仁和卢学士并好是书，及同学诸君各有校本，爰辑为一编，而属学士刻之。＂

这段话揭示了三个关键事实：一是《吕氏春秋新校正》所依据的版本都是明刊本，并没有毕沅后来在自己序言中所说的＂元人大字本＂；二是《吕氏春秋新校正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，是将＂诸君校本辑为一编＂而成；三是最初计划由卢文弨负责刊刻工作，是＂属学士刻之＂。

但毕沅最终采用的序言却完全不同。在他自己撰写的《吕氏春秋新校正序》中，毕沅写道：＂暇日取元人大字本以下悉心校勘，同志如抱经前辈等又各有所订正，遂据以付梓。＂这段话把功劳主要归于自己，只在＂同志如抱经前辈等＂这样的附带说明中略微提及卢文弨等人，完全掩盖了卢文弨总领校勘工作的事实。

更令人惊讶的是，毕沅甚至试图抹去卢文弨在校勘中留下的痕迹。在古代校勘中，通常用＂某某云＂表示引用别人的观点，用＂某某案＂表示校勘者自己的观点。《吕氏春秋新校正》中原本应该有许多＂卢案＂，表明这些是卢文弨的校勘意见。但毕沅却系统地将＂卢案＂改为＂卢云＂，把卢文弨的主导地位降格为仅仅提供参考意见的角色。

蒋维乔等学者在《吕氏春秋汇校叙例》中发现了一处毕沅疏忽未改的＂卢案＂，这成为揭露真相的重要证据。《当务》篇＂将敲其头矣＂下有校语：＂段云：……钱詹事云：……孙氏说同，卢案：……。＂蒋维乔等人评论道：＂此径称＇卢案＇而不作＇卢云＇，则此书本卢辑校，尤可显见。他处皆称＇卢云＇，而此独作＇卢案＇者，盖改削未尽者，亦或偶一不慎，遂不觉露其真面目耳。＂

在全面梳理《吕氏春秋新校正》的校语时，还能发现另一处＂卢案＂的痕迹。在《孟春》篇＂候雁北＂下，有这样一段校语：＂案：《礼记月令》作＇鸿雁来＇，郑注云：＇今《月令》鸿皆为候。＇《正义》云：＇《月令》出有先后，入《礼记》者为古，不入《礼记》者为今。＇则《吕氏春秋》是也。卢案：＇仲秋，雁自北徼外而入中国，可以言来，若自南往北，非由南徼外也，似不可以言＂来＂。《吕氏》作候雁北，当矣。＇＂

这些证据充分表明，《吕氏春秋新校正》实际上是由卢文弨主持的校勘工作，毕沅只是挂名主持，但在成书后却试图篡夺卢文弨的功劳，抹杀卢文弨的贡献。令人惊奇的是，面对这种情况，卢文弨选择了沉默，没有公开辩驳，也没有为自己的功劳鸣冤。这种大度和淡泊名利的态度，正是大师风范的体现。

校勘成果的精当

卢文弨对《吕氏春秋》的校勘成果，主要保存在毕沅《吕氏春秋新校正》中。通过对这部书的系统梳理，我们可以看到卢文弨共有50条明确标注＂卢案＂或＂卢云＂的校勘意见，涉及40个篇章。这些校勘案语展示了卢文弨严谨的校勘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力。

卢文弨的校勘方法主要有几种。一种是通过文献互证来校正文字。比如在《孟春》篇＂候雁北＂的校勘中，卢文弨指出：＂仲秋，雁自北徼外而入中国，可以言来，若自南往北，非由南徼外也，似不可以言＇来＇。《吕氏》作候雁北，当矣。＂这里卢文弨通过对候鸟迁徙规律的了解，合理解释了《吕氏春秋》与《礼记月令》中表述的差异，认为《吕氏春秋》的记载更符合实际情况。

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对字形的分析来辨别讹误。在《观世》篇中，卢文弨指出：＂《说文》＇兹，黑也＇，引《春秋传》曰＇何故使吾水滋＇，今《左传》作＇滋＇，则＇兹＇乃本字，后人加以水旁，实则一字耳。＂这种从字形演变角度进行的校勘，显示了卢文弨在文字学方面的专业素养。

卢文弨还善于利用不同文献间的互相印证。在《乐成》篇中，他指出：＂案《周礼廛人》注＇ ，藏＇，《释文》云＇本或作貯，或作褚＇。＂通过引用其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，为校正提供了有力依据。

在校勘中，卢文弨不仅关注字词的正误，也非常注重文意的通畅。《首时》篇中，他指出：＂案此注但当改＇庶长子＇为＇庶父＇，便与前后注合，且下文王子光即于此注内带见亦是，今去＇子光＇而改＇夷昧＇，尚賸一＇王＇字未去，所改未为得也。＂这种既考虑文字形体又兼顾文脉连贯的校勘方法，体现了卢文弨的全面思考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卢文弨在校勘中也会坦承自己的疑惑。在《介立》篇中，他写道：＂案《后汉书西南夷传》＇楚顷襄王时，遣将军庄豪伐夜郎，因留王滇池＇，杜氏言即庄 。《华阳国志南中志》云＇楚威王遣将军庄 伐夜郎，克之，会秦夺楚黔中地，无路得反，遂留王滇池＇，此本非楚之境内地。今此言＇暴郢＇，《韩非》言＇为盗于境内＇，《荀子》言＇庄 起，楚分为三四＇，皆与言将军事不合。《荀子》以唐蔑之死与 并言，案秦杀唐眛，＇眛＇即＇蔑＇，在楚怀王二十八年，则 当威、怀时。亦可见此注或本作＇威＇，因形近而误＇成＇，未可知也。＂这种细致的考证和谨慎的态度，正是优秀校勘学家应有的品质。

除了具体的字词校正外，卢文弨还对《吕氏春秋》的文本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。他在《吕氏春秋附考》中考证了《吕氏春秋》的篇数问题。卢文弨指出：

＂《玉海》云：＇书目，是书凡百六十篇。＇今书篇数与书目同。然《序意》旧不入数，则尚少一篇。此书分篇极为整齐，《十二纪》，《纪》各五篇；《六论》，《论》各六篇；《八览》，《览》当各八篇，今第一《览》止七篇，正少一。考《序意》本明十二纪之义，乃末忽载豫让一事，与《序意》不类。且旧校云＇一作廉孝＇，与此篇更无涉，即豫让亦难专有其名。因疑《序意》之后半篇俄空焉，别有所谓＇廉孝＇者，其前半篇亦简脱，后人遂强相附合，并《序意》为一篇，以补总数之缺。然《序意》篇首无＇六曰＇二字，后人于目中专辄加之，以求合其数，而不知其迹有难掩也。今故略为分别，正以明不敢妄作之意云耳。＂

这段考证显示，卢文弨认为《吕氏春秋》原本应该有一篇名为《廉孝》的文章，但已经亡佚。后人为了凑足160篇的数量，将《序意》篇的后半部分和《廉孝》篇的前半部分拼凑在一起，形成了现在看到的《序意》篇。这种对文本结构的细致考辨，展示了卢文弨的学术洞察力。

大师精神的传承

学术界常有＂为人作嫁＂的现象，指的是有些学者默默无闻地为他人的学术成就铺路，却不为人所知。卢文弨在校勘《吕氏春秋》的过程中，正是这样一位默默奉献的学者。面对毕沅对自己功劳的掩盖和篡改，卢文弨选择了沉默，体现了一种超脱名利的大师精神。

卢文弨对《吕氏春秋》的研究不仅限于文字校勘，他还对这部书的思想内容有深入的见解。在《书吕氏春秋后》中，卢文弨写道：

＂《吕氏春秋》一书，大约宗墨氏之学，而缘饰以儒术，其《重己》《贵生》《节丧》《安死》《尊师》《下贤》皆墨道也，然君子犹有取焉。秦之君臣曷尝能行哉？独墨子非乐，而此书不然，要由成之者非一人，其近墨者多也。《汉志》谓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。清庙，明堂也。此书十二月纪非所谓顺四时而行者欤？则《汉志》之言信也。孟子尊孔子，斥杨、墨，书中无一言及之。所称引者，庄、惠、公孙龙、子华子诸人耳。世儒以不韦故，几欲弃绝此书，然书于不韦固无与也。以秦皇之严，秦丞相之势焰，而其为书时寓规讽之旨，求其一言近于揣合而无有，此则风俗人心之古，可以明示天下后世而不怍者也。世儒不察，猥欲并弃之，此与耳食何异哉？＂

这段话体现了卢文弨对《吕氏春秋》思想渊源的独特见解。他认为《吕氏春秋》主要继承了墨家学说，同时也吸收了儒家思想。虽然现代学者对这一观点持不同意见，认为《吕氏春秋》更多继承了道家、儒家和阴阳家的思想，但卢文弨的论述仍然显示了他对先秦诸子学说的深入理解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卢文弨为《吕氏春秋》的作者辩护。他指出，尽管这部书被冠以吕不韦的名字，但＂书于不韦固无与也＂，意思是吕不韦并不应该因为这部书而受到批评。相反，这部书中＂寓规讽之旨＂，含有对统治者的批评和劝谏，体现了古代士人的道德勇气。

卢文弨对《吕氏春秋》的这种辩护，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自己的人格特质——不计较个人得失，重视学术价值。就像他认为《吕氏春秋》不应该因为吕不韦的名声而被贬低一样，他自己的校勘工作也不应该因为没有得到公开的认可而失去价值。

说到卢文弨的人格魅力，不得不提他的宽厚和淡泊。在毕沅将＂卢案＂改为＂卢云＂，试图掩盖卢文弨主持《吕氏春秋》校勘工作的事实时，卢文弨没有公开反驳或争辩。这种宽厚的态度，使他在学术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。

参考资料

俞林波：《为人做嫁，大师风范：卢文弨校勘〈吕氏春秋〉研究》，《阜阳师范大学学报》，2023年第4期

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，清嘉庆刊本

梁玉绳：《吕子校补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7

汪中：《述学补遗》，《吕氏春秋序》

毕沅：《吕氏春秋新校正》，毕沅灵岩山馆乾隆五十四年校刻本